中文和合本圣经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无疑的, 是 神给华人教会的特别恩赐,藉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圣灵印证神生命的道,使许多人得救。

 自从1807年,更正教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并即开始翻译圣经。 以后,相继来的宣教士,也继续分别译经。至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显然对于信徒的交通和教导极为不便。

 1890年,在华各宗派和合协作,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委员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为主席,进行译经工作。至1907年,新约译竣,旧约只译了诗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离世。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发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他是最先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给中国的。受美国长老会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东。先创办文会小学,进而中学,于1884年,发展为成大学,名为"文会馆”。狄考文为首任馆主 (校长)。

  狄考文博学多能,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语文方面,着有官话课本,更着有物理,天文,化学,三角,几何,代数等课本,是由各课程授课的讲义修编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课本时,采为张本。 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为总教习,征请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教习,是为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狄及文会馆于中国文教的关键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继任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于1919年出版问世。

  富善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继往通州,担任华北学院及通州道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他对中文和北京官话研究深湛,曾编着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话特性研究等书,是在华西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他还通晓音韵,了解中文的诗曲词赋,能读能写,造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译过单行本福音书。

  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后有十四人参与工作;因为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补入。但他们不是一时之选,也绝不是滥竽充数。如: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 ,文书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兹(Henry M.Wood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钧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无一不是精通圣经原文,而真正通晓中文。译经工作历时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他也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时,还没听说有拼音这回事,更没有所谓国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方便辑成的词书如辞源,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僻杂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缺乏标准。在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

  这本卓越的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欢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白话文,适时的成为模板。

 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所译的圣经,并不能完全达到"国语"化的标准;实际上绝对的标准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所以还是称之为普通话较为恰当。一般说来,和合译本圣经里面,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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