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前言:

优越的亚利安主义,使纳粹政权疯狂杀戮犹太人,丢弃仅存理性、揉碎最后恩慈之心!连高举耶稣之爱的基督教会也不例外。潘霍华──德国教会最后的良知,毅然走上刑台,至今依然向世人见证神的爱……

终局!

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牧师,以叛国罪,在福洛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被处绞刑。临终之前,他托人带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目击执刑的营房医生追述,他看着潘霍华在被带到绞架之前,跪下来,祷告。“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描述:“抵达行刑地点,他再有一句简短祷词,然后勇敢镇定地走上绞架的台阶……。五十年来,身为一个医生,我几乎未曾见过一个人这样完全地降服于上帝的旨意里,从容就死。”

三个星期后,希特勒自杀。5月7日,欧战宣告结束。

立志跟随耶稣

一九四二年,在狱中,潘霍华寄给他亲人、好友的圣诞礼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后”。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伙伴,关于他们愿为之舍命的那一个理想:“我们曾经学习从社会底层,从那些被遗弃、被视为嫌疑犯、受虐者、受压迫的、被辱骂的,没有能力的……总之,从那些受苦者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对他们提出耶稣基督的榜样:祂愿意为维护世上穷人和被遗弃之人而冒死,且死于酷刑。

从一九二○年开始,潘霍华家族即沉浸于反纳粹的气氛中;这家族一直与德国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抗争。他们是德国高贵、富裕、典型知识分子的家庭,代表德国传统自由思想的上层社会,崇尚个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责任。

潘霍华的父亲是当时学界权威的精神和神经科医师,同时任教于柏林大学;这位受科学训练的父亲鼓励孩子们独立、自制、客观的精神。母亲是宫廷牧师之女,在信仰方面影响子女甚深,从小教导他们熟悉圣经、诗歌、基督徒信仰的传统。

在潘霍华身上,结合了父亲客观分析的性格和母亲敬虔实际的精神,在这个可敬爱的家庭里,他被抚养长大、受支持。潘霍华是个热爱生命的人,看重诚实和自我的纪律,喜爱与人交往、享受人际关系的喜悦,爱好文学、音乐、艺术;少年的他,钢琴琴艺精湛,是极具潜力的音乐家。

然而,十四岁的潘霍华却宣布他希望成为一个神学家和牧师;这震惊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认为教会服事是属于那些器量狭小的布尔乔亚阶级;他的父亲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宁愿让孩子自己选择。

当他的家人批评教会不过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现得像个懦夫时,潘霍华闪过一个坚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变她!”

初步信仰实践

根据家庭惯例,潘霍华在杜平根大学修一年课后,转读柏林大学。大学时代的他,深受杰出教会历史学家哈纳克(Adolf Harnack)和信义宗学者侯尔(Karl Holl)的影响。

哈纳克看出潘霍华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却致力于教义学的钻研;“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华一九二七年写成的神学论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助理牧师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与贫穷的狰狞面目相对,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步上正轨

稍后,潘霍华回到德国,着手第二篇论文的写作,以预备进入大学任教。“行动与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内容关于启示的神学意义、哲学意义。分析这篇论文,可察觉出他在舒适的学院教职,和蒙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过一个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间,有深刻的挣扎。

通过大学的委任后,潘霍华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联合神学院研读一年。后来,他描述这一年为“一段伟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严厉批判联合神学院,容让自由、人道主义的精神渗透其间,以致失去神学立场。然而他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结交好友,常作讨论,刺激他对社会问题的知觉。

在联合神学院的友谊深深影响他;他们引发了他对登山宝训的专注。他也有机会由同学引介,亲眼见到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所承受的种族歧视。后来,他把黑人灵歌带回德国,分享给神学院里的师生。另外有一位法国朋友则影响他超越自己国家的范围,对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后,潘霍华在普世教会的聚会中,强烈倡导和平。

回到柏林大学,人人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谁是耶稣?

潘霍华与巴特在波昂大学相遇,成为好友。早在求学期间,巴特的著作已经吸引着他;他信任巴特对“如何因应教会与纳粹主义之妥协”的成熟批判。而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潘霍华这位最年轻的教授常常直探问题核心,并与今日社会处境作相关联的解释、应用。

在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柏林贫民窟教一班预备坚信礼的学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们,他搬到附近住,拜访他们的家庭,邀他们到山上退修,共度周末。

不过,潘霍华的教学生涯却因希特勒的得势蒙上阴影。

课堂上,他指陈教会已经偏差了,她太过于求自己的舒适和特权。他告诉学生,教会必须以敢于有别世界价值观的勇气,在耶稣基督里,宣告自己的信仰,并且毫不犹豫地拒绝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

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让教会仍是教会!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境内许多基督徒采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

当时教会发言人葛鲁纳(Hermann Gruner)声明立场,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华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国教会国家主教改选;面对当时教会与社会政教不分的现况,潘霍华疾声呼吁:“让教会仍然是教会!”然而,德国基督徒还是选了一个亲纳粹的人──穆乐(Ludwig Muller),为国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华写了一封信给外祖母,坦述:“这是德国国家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真正的冲突,这冲突越早公开化,越好。”九月,冲突正式发生。在“布朗会议”(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Clause),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这条款使德国复原教产生分裂。

布朗会议后,潘霍华很快和另一位牧师朋友成立“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人签名,但是教会主教们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的主之错谬教义……。”

转换战场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另一方面,教会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

这种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刺人的指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然而,潘霍华却未曾放弃对抗纳粹主义,他期望从伦敦对德国亲官方教会施以外界的压力。他被委任为国际教会联盟的青年秘书,鼓吹教协对反纳粹采取强烈立场。

潘霍华在英国的活跃,使他与英国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谊。他的努力于一九三四年,在丹麦芬诺举行的会议中得到积极响应。

追随基督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尔海的地方,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主持一不被德国纳粹政府认可的神学院。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

潘霍华这期间的讲道集,成为后来著名的《追随基督》一书。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跟随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价的恩典”之信仰,与这无情社会里的牺牲者联结。

盖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关闭了这间神学院,即使秘密教课也不成功。

但后来,《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出版,书中记载了神学院里的生活。潘霍华认为需要推动真实的基督徒团契生活,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见证,也无法抗拒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是德国人已经屈从的。

我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教会领袖是否为犹太人说话,成为潘霍华衡量教会会议成功或失败的准则。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问。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主教们缺乏胆识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或译不能自辩的)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认信教会会议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教会仍无法胜过向纳粹低头的危机!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华,感觉他是一个“没有教会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响认信教会采取英勇立场去对抗一个邪恶政府!而在普世教会联会里,他也不能说服他们除去德国官方代表在会议中的席位,于是他辞去青年秘书之职。

是年11月9日,纳粹反闪族的疯狂行动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着德国群众打破犹太人的住家、商店、会堂的门窗,以残暴对待犹太人。

这一晚,潘霍华离开柏林。教会在这一场严重的伤害里,不名誉的沉默,使潘霍华极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国一趟,再思他对认信教会的委身,以及他反对纳粹政府的这个执着,而联合神学院的师友们,热切要救他脱离沦为纳粹政府异议份子的命运。

然而,国内那些对纳粹政府持异议、受迫害的牧师,却使潘霍华中断他在美的行程。当德国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美国呢?于是他立刻决定回国,去国仅一个月。

潘霍华写信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我必须与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假如我不能与我的同胞一起面对这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

回国后的潘霍华,被禁止教学、讲道,亦不准未经审核而出版文字,并被命令定时向警察报告。之后,他参与了秘谋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纳粹政府倒台,恢复德国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总部设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里潘霍华继续写作。《道德论》(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后人结集成书──就是在这段日子,针对德国国家危机,及基督徒伦理生活建设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华仍谴责教会没有为弱者发出声音,也没有及时帮助受害者,他痛陈:“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最软弱、最无防卫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会有罪了。”

锒铛入狱

潘霍华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计划,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纳粹份子两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潘霍华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军方监狱。其时,纳粹以逃避征兵、参与私运犹太人,以及先前不忠于国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开;玛利亚同意这些信的内容在公元2002年才公诸于世。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7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又告失败。之后,潘霍华沦为主要调查对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奥兹(Buchenwald)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真正的开始

最后那些日子的纪事,只能从狱中同伴,一位英国情报军官贝斯特所写的书得知片段;他们同为狱中要犯。贝斯特这么写着:“潘霍华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人当中,他的神是那么真实,而且一直与他亲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经判决。

4月9日,他们被带到一个小小乡村,一所作为临时囚房的学校教室。

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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