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举时代

  农历二月十二日那是中国百姓男女老幼习于庆祝的花朝节,各处的树上大小枝头,缠满了红色布条,同庆万花生辰,真是触目所见,红紫缤纷,迎风招展,愉快轻盈。

  我的父亲当时正在总督衙门忙于批阅公事,无暇参加这类的庆祝。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太太和小姐都平安。”

  “又是一个女的!”我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这两个字便成了我的乳名。虽然我的父母不太欢喜我的诞生,可是并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弥月的那一天,吃过红蛋的亲友们都带来了许多美丽华贵的礼物,并向我的父母道贺。家人预备了筵席,他们在我的家高高兴兴吃弥月酒,席上都特备了鸡汤面一大碗,面表示长寿的意思,中国人每逢庆祝生辰,总是要请吃面点缀点缀。

  事实上尽避我的父母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但是不久,我的妹妹又出世了,就给她取蚌乳名“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一个妹妹,这是第二十个了,她的乳名因此叫做“多余”。我们姐妹都长得美丽,唯有我比较平平,可是只有我这个“太多”,曾离开深闺得进入教会学校,又远渡重洋到美国,更荣幸的,就是能写这本书献给神和各位读者。

  杭州在我国东海岸,那里是我的故乡,蔡家住在这里已有好多代了,它也是先人祖坟所在地。杭州是我国名胜地方之一,青山翠谷,西湖如画,古刹浮屠,点缀其间。尤其是湍急飞奔的钱塘江,自城南绕过,流入窄长如瓶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涌入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均为白浪所淹,这种奇观,便是有名的杭州潮,杭州是如此美丽,所以有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苏州)杭(杭州)。”实在是有所据而言的。

  我的祖父于十九世纪初期生在杭州,那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统辖之下,朝廷选用人才,是用科举制度,所以这个时代也就是所谓“科举时代”,祖父中了举之后,又在京试高中,由朝廷派他做广东抚台。于是他就远离家乡,别了我们的祖母、和伯叔父、姑母,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不幸染病逝世。当我的祖母听到这恶耗,痛不欲生,接连数日,呆坐不语,无论我的伯叔父和姑母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寝,不言不语,因为一家八口的生活,顿失凭依!祖母平日养尊处优,现在势须亲自操作,且须辞去婢仆,卖掉房屋,将衣饰典尽当光,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但她决计不辞一切艰苦,来供儿子们读书,使他们将来都能成就功名,继续书香门第。

  我的父亲在伯叔中排行第二,常常把他幼年的苦境告诉我们。每逢我的哥哥们埋怨功课太难时,他便会向他们说:“你们想我是怎样的求学呢?我们连老师都没有,也没有书本;常要冒大风雪,步行数里的路程向人借一本书,并且答应要在几天之内一定送还。你们的伯叔和我一天辛苦工作之后,到晚上围坐桌旁,藉着桌子当中一盏极微弱的小油灯,把借来的书赶着抄。当我们饿了,就从篮子里抓把冷饭吃,到了冬天,手冷得连笔几乎都不能拿,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做艰难辛苦呢!”

  我们一家就是这样勉强度日。伯叔父们大的教小的,自修苦研,到了弱冠之年,他们便预备像曾祖父和祖父一样参加县试、府试和京试,以供朝廷录用,而踏上仕途。惟有姑母,因为是女子,没有让她读书,当时的女子只应该学做些家务的事而已。

  伯父和父亲进了秀才之后,又同到南京应举人试。到了指定的日子,两兄弟一同进了考场。他们都穿着蓝布长袍,黑色马挂,头发梳成辫子,带着黑瓜皮帽,每人带了个考篮,装着有水果、笔、墨、饭碗和筷子。

  考场进口处,张灯结彩十分美丽,大门口有两个管门的人,当考员进门时,就过来粗粗的搜查一下,看看没有夹带才给入场。门内是一个大院子,已有许多考员和考场里理事的人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大阁搂,四周有一列一列的考棚,每列考棚有考房一百间左右,考房前面是敝开的,对着长窄的衢子,没有遮邂风雨的东西。

  两兄弟非常紧张,形影不离,以壮胆量。后来他们分开在两间考房里,就把各人的篮子放下。考房像间小小的电话亭,每间内有一条狭木板当坐椅,墙上有壁亮放灯,还有一只钉挂篮子,另外又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到了规定的时候,考官们召集考员到空场上点名,并发给每员一份卷纸——就是考卷,只有这卷纸可以用,所以各人必须很小心地把考卷放在衣袋里。天将晚的时候,考官们走到大门前,举行关门仪式,关上大门,再加封条,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任何原故都不能进出,这预示考试将要开始了。

  在中间那座阁搂上,有位考官,打着锣把应考员生召集在大院里,大家望见他摇着一面旗,大声喊说:“喂!死了的冤魂哪!本届所有的应考员生们都在这里,现在有冤的可以报冤,有仇的可以报仇。”应考员听了这喊声,不禁毛骨耸然,精神都紧张起来,有的恐惧战兢,几乎晕倒。不久锣声又响了,考员们才各人回各人的考房。

  这时有个公差打个大灯笼,灯笼上面写着试题,慢慢走过考棚;让每个考房的考员够时间看清楚试题,三昼三夜,考员无暇睡眠,也不能彼此交谈,监考官来回逡巡,预防考员作弊。

  打锣吃饭的时候,考员都拿着自己的碗筷到大院里,那儿有一锅锅热腾腾冒着气的米粥,各人按量勺在碗里,稀呼呼地喝完,又各回考房。考员事前经过长期的准备,添上心中的焦虑,再加上三昼夜聚精会神做文章,往往有人在这紧张严厉的气氛中死了的,他们的尸体都由一个秘密的门送出去。

  文章做完,考员将姓名写在试卷附袋内的纸上,然后封密,将试卷交给试官,一俟试卷全部交完,这时才将已封的大门打开。考员离院,个个精疲力竭,什么话都不愿说,只想急急觅地躺卧多为休息。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员必须熟读精研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题目。考试官细阅每篇文章,鉴定了好坏,拟定了各试卷高低等级,送呈主考官作最后的决定之后,才将录取试卷的名袋开启,就将被录取者的名字依照等级公布,凡在榜上名列前茅的,主考官常予传见,并加勉励。这种考试的制度,在我国已采用了一千多年。

  一天,报录人拿着报帖来见祖母,上面写着的是我父亲的名字已经高中了。祖母无钱打赏报喜的人,不得不拿件好衣裳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打赏报喜的人。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只是伯父很失望,回到他的睡房大哭起来,但是一会儿又来了个报录人,报帖上写着伯父的名字,伯父也中了,祖母又拿件衣裳到邻舍抵押借钱赏给报喜的人。这时全家非常高兴,做了点菜,虽是简简陋陋,却是兴高采烈,一同庆祝这个“大喜”!

  伯叔父后来都做了大官,伯父做了河北省的藩台,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省的藩台,住在南京,不久他署了抚台,并兼了许多重要的职位。三叔做了京畿道,四叔做了保定府知府,五叔做了扬州府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所知府。素被人轻视的女子(当时中国人重男轻女)——姑母,嫁给了太傅——皇帝的老师,他(姑丈)的官阶比伯叔父的职位还高些。我家是经过了苦难,受了教训,才知努力而得着这些甘甜!

  许多年后,父亲做了南京的学道,通常穿着华丽的宽袍,戴上红顶雕翎帽子,出入都是坐绿呢八人抬的大轿,又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的跟着。

  父亲是位仁慈宽厚的长老,总是深切的同情贫穷苦难的人,常常照顾他们。在一次举行考试的晚上,他要看看考员们的情形怎样,就把自己的官服脱下,换上了公差的衣裳,走下阁褛,听到大院黑暗的一个角落里,有人悲痛呜咽的声音,确使人有心酸欲裂之慨!案亲循声而往,发现有一个考员畏缩在石阶上伤心哭泣。便问他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一回事?”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无锡人,先父早已去养,家母守寡抚养我成人,因为家道贫穷,本来没有力量来这里应试,承亲友的爱心,借钱给我,始能来此。当我将试卷放入衣袋时,不幸滑了出来,掉在污泥上!天呀!我污了试卷,失去了应试的机会,我也不敢回家去,因为告诉了我的母亲,那一定会叫她太伤心了!所以我现在惟有死路一条!”父亲听了他的话,心为之动,对他极表同情,就告诉他说,“我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给你,你可以从新做你的试卷,我即刻去拿来,你就在这里等一等。”一会儿父亲拿一份新试卷给他,那考员抬头注视他的脸,认出他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我终生不能忘掉大人的恩典,因为大人救了我的母亲和我的性命。”

  当年父亲经过了考试以后,他奉祖母的命,到北京去同他的未婚妻完婚,并嘱咐将他的妻子带回家。在中国常常当男女年幼的时候,便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婚事定下,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是从来未见过面,有时甚至双方的父母指腹为婚。我的父亲订了婚,也从未见过对方的面,尤其是女家远在北京。那时没有邮政局,男女双方多年没有信息,父亲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北京,他惊奇的发现他的未婚妻已死了两年,她的棺材放在那里等他!按照中国的风俗,她已是他的妻子,他要把她的灵柩运回杭州,将她葬在蔡家坟山里。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但他必须要再结婚。后来和一个同乡的女子结了婚,她为他养了七个孩子,她又死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过了些时,父亲又到北京,就在北京娶了一个年青美丽的女子,他们彼此十分相爱,这个妻子就是我的母亲,她不只是美丽,更是非常能干,她对父亲的工作,帮了很大的忙。她细长的身材,端正的脸,均匀的容颜,加上黑得发光的头发,梳成髻搭在后颈,戴上金玉的妆饰,更是美丽大方。她一共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侍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繁重,所以她劝父亲纳妾来分担些家务。妾也生了两个孩子,总共我们有二十四个兄弟姐妹,真的是个大家庭。在大家庭很普遍的中国,我们的家庭也算是相当的大了。

  父亲担任许多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又回到南京,在那里从一八七零年住到一九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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