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复兴领袖传》 第二部分
作者:(英国)莱尔(J.C.Ryle)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第5章豪渥斯的威廉·格里姆肖与他的侍奉(一)



1708年生于布尔德尔(Brindle)—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接受教育—1731年被按立为牧师—担任罗奇代尔(Rochdale) 以及托德莫登(Todmorden)地方的助理牧师—妻子去世—1742年任豪渥斯(Haworth)的牧师—豪渥斯的情况—侍奉的风格—他的生活方式,勤奋,爱心,追求和睦,谦卑—他侍奉的成功。

18世纪的第三位属灵伟人,几乎是一位不为人知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威廉·格里姆肖(William Grimshaw),约克郡(Yorkshire)豪渥斯(Haworth)地方的教区牧师。

我大可以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熟悉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 和卫斯理(Wesley)的故事,却对格里姆肖的名字听得不多。然而,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位大能勇士,是教会和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如果以对人灵魂的造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那么,我相信在100年前的英格兰,比威廉·格里姆肖更伟大的人物不会超过3个。

我要赶紧解释,为什么这位杰出的人是如此不为人所知。

一个原因就是,格里姆肖从来没有退出英国国教,放弃他受薪牧师的职位。他一直在约克郡的一个教区任职,直到去世。他没有建立新的宗派,没有制定新的信条。他在受薪牧师这个职位上拥有他所要的一切自由,并对这种自由心满意足。相对来说,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很少会脱离不为人知的境况的。热心结党的人不会记录他的作为和举动,遭受逼迫的信徒不会把他的生平和思想公之于众。一个留在大队伍当中,或者留在战壕后面的人,是绝不可能像单枪匹马进行游击战或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挺身而出的人一样如此引人注目的。【我们应当记住,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从来没有受薪于英国国教。所以,说他们是退出教会,这是不恰当的。他们并没有辞职离开受薪的工作或官职,很简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辞退。他们被排斥于国教讲坛之外,实际上是因为神职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拒绝接纳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式把自己与他们在当中接受按立的圣徒团契分隔开来。】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格里姆肖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从来没有在伦敦的讲坛上开口发言。在那个人们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有火车、电报、邮局的年代,他的活动范围完全局限于乡下。毫无疑问,在那个范围之内他是一颗最亮的明星,但在此范围之外的人们从来就未闻其声,未见其人。在那个时代,他鲜为人知,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一位从来没有在伦敦布道,没有任何著述的牧师,如果世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可能像以色列的一些士师那样,在自己的地方很伟大,但在另一些支派则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

出名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地位和机遇的。光拥有恩赐和能力还不够,还一定要有展现这些才干的机会。一些最伟大的人可能因为缺乏机会而被掩盖,默默无闻。可能有一些伟大的医生从来没有执业,伟大的律师从来没有一件案子可以经办,伟大的军人从来没有机会表现自己。英国国教几乎没有做什么来纪念格里姆肖,可能就是它认识他的机会太少。

威廉·格里姆肖于1708年9月3日出生于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布尔德尔(Brindle)。布尔德尔是一个农业教区,目前人口大约有1300人,离普雷斯顿(Preston)、乔利(Chorley)和布莱克本(Blackburn)这三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城镇不远。关于他父母的身世,我们一无所知。他母亲是谁,他有没有弟兄姊妹,他父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和工作,这一切现在都完全不为人所知。除了1728年在布尔德尔的教区执事中有一位名叫威廉·格里姆肖的人以外,任何关于他的情况都无从查考了。【唯一可以得到的资料来源就是最近由斯彭斯·哈代(Spence Hardy)先生出版的一本传记,我想这种说法并没有错。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非常值得一看,尽管作者循道主义运动的倾向太过明显。】

对于格里姆肖的早年生活和教育,我对读者几乎无可奉告。关于他生命前21年的情况,我能收集到的唯一事实就是他曾经在布莱克本和赫斯克斯(Hesketh)的文法学校学习,18岁时他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经过一段时间后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但是对于他幼年和年轻时的品格,他在中学和大学的操行,我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猜测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人更善用时间,或者对信仰表现出任何兴趣。

 

 1731年,格里姆肖被按立,成为一名执事,加入圣职,成为罗奇代尔的助理牧师。他担任这个庄严的职分时,似乎并没有任何属灵的感动,他对基督福音工作的责任也完全是一无所知。像太多的年轻神职人员一样,尽管被按立,似乎对自己灵魂的光景以及如何造就其他人的灵魂没有任何正确的了解。事实上,在后来,他对自己希望通过被按立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舒适的生活,这种最低贱、最不配的动机而深感懊悔。

出于一些我们现在无法解释的原因,格里姆肖在罗奇代尔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1731年9月,就是被按立的那一年,他离开了罗奇代尔,成了托德莫登的助理牧师。托德莫登位于罗奇代尔和利兹(Leeds)之间,是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山谷地带,所有沿着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线旅行的人都很了解这个地方。在蒸汽发动机发明之前,托德莫登一定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按教会治理来说,此地的牧师委派权属于罗奇代尔的教区牧师,它的部分地方属于罗奇代尔大教区,部分属于同等规模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教区。格里姆肖在那里居住了不下11年。

格里姆肖在托德莫登居住的11年,无疑是他属灵生命的转折时期。非常遗憾的是,关于他这一段生平,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以外,我们还是一无所知。然而,有足够的资料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蒙上帝带领,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的。

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米德尔顿(Middleton)的记载,大约在1734年,格里姆肖来到托德莫登3年之后,他第一次为他自己的灵魂以及他教区会众的灵魂深感担忧。他的生命和外在表现发生了一种变化,他抛弃了此前消耗他大部分时间的娱乐消遣,比如打猎、垂钓、玩牌、欢宴作乐,开始去探访他的会众,他向他们强调信仰的重要性,就像一个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一样。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天4次在隐秘处祷告的习惯,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此他就没有停止这样的做法。

在这一段时间,他对基督教的看法是最糊涂、最不清楚的。对于福音、靠恩典得救、因信称义、借着基督的血罪白白得赦、圣灵使人归正的能力等等这些特别的教训,可能他一无所知。除了强调律法主义的书籍以外,他什么书也没有。这些书大部分是他在担任罗奇代尔教区牧师邓斯特(Dunster)博士的助手时,邓斯特博士送给他的。他没有像彼得帮助哥尼流,或者像亚居拉和百居拉帮助亚波罗那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徒18:26)但他真诚地寻求光明。光明最终临到他,尽管不是马上临到。他像扫罗在大马色犹大家里一样多多祷告,许多天后,他的祷告蒙了垂听。他使用他能得到的一切蒙恩之道,在使用这些蒙恩之道时,上帝就与他相遇,帮助了他。他真心按上帝的旨意行,主耶稣的这句应许——“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7:17)就在他身上成就了。

看来格里姆肖思想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年。我们可能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但绝不可忘记,他完全没有从人而来的帮助,只能孤单无援地解决每一个属灵难题。尽管他里面的工作进展缓慢,但他还是在稳步前进。结婚4年后,他的第一位妻子患病去世,留下他一人与两个孩子一道可怜地生活,这件事似乎成了一个有力的手段,把他与上帝拉得更近。他读了两本极有价值的清教徒作品——布鲁克斯的《抵挡撒旦诡计之宝贵方法》(Precious Remedies against Satans Devices)和欧文的《论称义》(Justification),似乎对他有极大的帮助,这坚固了他的心。经过几年激烈的争战,最终,格里姆肖不再走在黑暗里,而是得着了生命的光(约8:12)。他眼睛上的鳞完全掉下来了。他看到并且明白了全备的真理,这真理使他得到自由。他离开托德莫登时变得更有智慧、更喜乐。他为学到的功课付出很多,但他在那里学到的一生都没有忘记。也许,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证实了马丁·路德这句话的实在,就是“祷告与试探,圣经与默想,使人成为福音真正的工人”。

格里姆肖在他属灵生命的危机关头见证了圣经的能力,他的见证非常有力,对人很有启发。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发现圣经对他的思想来说,几乎变成了一本新书。在这之前他只是在字句上明白圣经,但是,现在他认识到了它的属灵大能。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如果上帝把他的圣经取回天上,把另外一本赐下给他,这对他来说也不会变得更新鲜。”当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时,“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托德莫登的会众,很快发现格里姆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据说在他属灵争战正在进行还没有找到平安的时候,有一位内心极为痛苦的可怜妇人来找他,询问他该怎么办。他只能说:“苏珊,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因为我自己也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对上帝的怜悯产生绝望,这比一切都要糟糕。”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来自牛港(Calf Lees)的名叫玛丽·斯科菲尔德(Mary Scholefield)的妇女征求他的意见,她得到这样的回答:“把这些忧愁的想法放在一边。去找快乐的人作伴。自己去消遣,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后来他到她家里,说:“哦,玛丽,我劝你跟从世人虚空娱乐来卸下你的重担时,我真是瞎子给瞎子引路!”我们可以肯定,像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托德莫登。真正的归正,就像基督与人同在一样,是藏也藏不住的。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任何有关格里姆肖在托德莫登这11年间经历的准确记载,确实会很有意思。但上帝认为不应当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与同一时代的其他伟大福音传道人没有任何交往合作,他竟然在教义方面取得和他们一样的结论,并且采取同样的行动,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人所共知、非常确定的事实。当他在托德莫登的时候,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完全不认识格里姆肖,格里姆肖也从来没有读过他们著作的只言片语。看到上帝是怎样乐意把他的爱妻接走,让他至为深切地感受到失去她的痛苦,以此切断他对世上事物的爱,我们对此的惊奇丝毫不亚于前面一点。但是多多受教于上帝的基督徒会在他生活的每一部分都看到上帝全然智慧的手在动工。那位伟大的建筑师大大使用的工具经常会被放在火中锻造很长一段时间,为使用作好预备。格里姆肖在托德莫登经历的管教无疑是非常严厉的,但他在当中学到的功课,很可能是在任何其他学校里都学不到的。

1742年5月,格里姆肖被任命担任约克郡豪渥斯【现在豪渥斯因着那位忧郁的夏洛蒂·勃朗特的出生和居住而出名。她的父亲曾担任豪渥斯的受薪牧师。】的牧师,他在那里任职21年,直到去世为止。他是怎样得到这项任命,通过谁的推荐,我们不得而知。当时委派圣职的权力是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教区牧师和某些托管人的手中,他的委派很可能和他前妻的家人有关。

豪渥斯是布拉德福德教区的一个附属教区,离基思利(Keighley)大约有4英里。它是一片寒冷、荒凉、空旷的乡下荒地,把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分隔开来,沿着湖区一直到达德比郡尽头,形成英格兰“脊梁”的山脉地带。除了那些旅行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对这个饱经风霜、崎岖多山的地区有充分的认识。这些人通常沿着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线旅行,从曼彻斯特前往利兹,或者乘坐伦敦和西北线铁路,从曼彻斯特前往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或乘坐大北方线铁路,从曼彻斯特前往谢腓尔德。它的谷地风景秀丽,开发得很好,充满生机并且制造业发达。但这个地区位置高的地方常常像高原荒地一样荒凉、陡峭、少人耕种,难以接近。豪渥斯这个村庄就坐落在这其中一个最艰苦的地方。格里姆肖主要就是在这里开展他的辛勤侍奉的。

100年前,豪渥斯也许是一个牧师所能去的最艰苦、最不开化的地方了。甚至连《末日审判簿 》【这是征服者威廉对英格兰的两卷普查记录,记录了国家土地的财富,决定当缴纳给英王的税赋。在1086年的时候,它的名字是《对英格兰的描述》,但是“末日”——最后审判的那一天,这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流传了下来,因为税赋和估价定了就是不可撤除了。】(Doomsday Book)也以“荒凉废弃”形容它。那是一个狭长的村庄,由棕色的石头砌成。行人可以从基思利或赫布登布里奇(Hebden Bridge)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走,前往这个村子。这里的街道如此陡峭以致到最近才有四轮马车行走其上。确实有这样的传说,当第一辆马车来到豪渥斯的时候,村民搬出草料喂它,以为这车是一种动物!就是在这样的教区,格里姆肖树起了十字架的旌旗。人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场比它更令人不抱希望了。

开始在豪渥斯工作时,格里姆肖采用的方法和他在托德莫登工作时的方法很不一样。他用最浅白、最亲切的方式向他狂野强悍的教区会众传讲基督的福音,他一家挨一家探访,以此跟进他的传道。他的讲道并不局限在教会建筑物内。不管在哪里,只要他能把人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在一个房间、一座谷仓、一片田地、一个采石场或者是在路边,他都能随时讲道。他从一家到另一家,闲聊世上的事、疾病、儿女。不管到哪里,他都带着他的主与他一道前往,明明白白地对人讲关于他们灵魂的事情。他的一生就用在这种工作上,像圣徒保罗一样公开和私下传讲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道,这就是他整整21年侍奉中的唯一工作。他在下面这封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方式:

在我们主的工人当中,我是最小、最不配的,我在我的教区采用的方法就是这样:我传讲福音,唯独靠着基督的血,因着信,悔改的罪人得拯救的好消息,全年每个星期日传讲两次,不过,有时候我会解释教会要理问答和三十九条教规,或者宣读讲道集,我认为每年这些时候,在主日的早晨这样做,是我当尽的责任。感谢上帝,我发现这种做法对我的会众有说不出的好处。我的会众有1000至1200人,特别在夏天,有人认为人数比这更多。我们也有祷告,每个主日晚上讲解一章圣经。每个月我探访教区里12个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地方聚集着6个、8个或者10个家庭,我也允许邻近教区的任何喜欢来听劝勉的人加入。我把这称作是我每个月的探访。现在已是第五个年头,上帝奇妙地祝福了这个工作。唯一额外的工作是我们在葬礼上的讲道和劝勉,还有在每一个月最后三天选一天访问我们的教区。我想,靠着上帝的恩典,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把它作为我的工作。

进行这样的工作时,格里姆肖很乐意从同心合意的人那里接受帮助。他结识约翰·尼尔逊(John Nelson),一位出名的约克郡石匠,在卫斯理派遣出去的人当中,他是一位最出名的平信徒传道人,格里姆肖常常在豪渥斯接待他。他也欢迎那些为数极少的与他有同一心志的神职人员,抓住各样机会请他们来向他的会众传道。怀特菲尔德、卫斯理兄弟二人、罗曼(Romaine)和维恩(Venn)是他乐意请上他的讲坛传道的人中求之不得的几位。在这时,为了方便听道的群众,他们就在教堂的院子里传道,这并非罕见。每逢在这样的场合举行圣餐,有时需要第一批参加圣餐的人离开教堂,让位给其他人,依次进行,直到所有的人都领完圣餐为止。有一次,怀特菲尔德在场的时候,来到圣餐桌前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消耗了不下35瓶酒!

如常所料,这种新鲜和热心的侍奉方式收效颇丰。在豪渥斯周围地区,人们信仰的兴趣被激发起来,许多以前从来不考虑信仰的人开始思考。格里姆肖在给《历史回忆》(Historical Collections)的作者吉利斯博士(Dr. Gillies)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人们被上帝的话语感动,看见按照本性他们失丧的光景,经历了因着相信耶稣的血而得到的平安。我的教会开始挤满了人,结果很多人不得不站在门外。在这里,就像在很多地方一样,很多人因为明白他们罪恶的光景以及上帝的愤怒,被痛哭、叫喊和忧愁抓住,这真是令人惊奇。一个季节之后我加入那些真正寻求主,或者已经找到主的人当中,进行聚会和操练。这些聚会一周举行一次,大约有两个小时,人们称之为上课,每次大约有10个或12个人。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聚会结果必然给基督徒带来极大的造就。

格里姆肖采用的传道方式特别适合那些粗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他是一位说话特别浅显易懂的传道人。无疑,他首要的目的就是传讲在耶稣里的全备真理,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人可以明白他所传讲的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作出许多牺牲,不怕被有知识的人把他这个在剑桥上过大学、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当傻瓜来看。只要能成功触动听众的内心和良知,他就毫不在乎。熟悉格里姆肖的约翰·牛顿对他传道特点的描述非常值得我们一读。他这样说:

帮助那些最没有能力、最缺乏教育的人的心愿,影响了他传道时的遣词造句。尽管他演讲的能力、丰富的常识使他非常胜任在伟人面前讲道。然而,他固定的听众主要是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于是他屈尊俯就,用最亲切的方式,适应他们的思维、他们说话的方式。就像使徒一样,他蔑视那些看重娱乐胜过从讲坛上领受教训的人所羡慕的优雅高尚的谈吐。他宁愿用他称为“市井俚语”的言语表达他的情感。尽管热心和飞速的想像力有时可能让他用一些连坦诚的批评家也不能接受的言语表达他的思想。然而,他浅白风格取得的普遍效果是惊人的,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适合让最愚昧的人明白、让最心不在焉的人集中注意力。经常有一句话,可能被一位讲究的听众认为是奇怪或者庸俗的,却能把一条重要的真理传到人的耳中,牢牢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数年之久,而布道其余的内容和总体的题目却被人忘记了。聪明的听众可以很容易原谅一些这样的疏忽,认同他。尽管他特别喜欢把福音伟大的真理讲到连最无能的人都可以明白的程度,却没有把真理变得低俗。他严肃的态度、讲话的力量,闪耀在他眼中,流露在他发言中的爱的精神,都是没有轻慢对待会众的明证。在这一点上,我要引用一句浅白、家喻户晓的俗语,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发表我对他传道方式的意见。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这都是很容易就可以避免的。但是很少有牧师可以取得像他一样的成功。如果说他的语言是特别迎合那些粗犷的乡下听众的口味,他的主题却是经过特别挑选,能感动所有人心的,不管他们地位是高是低、是贫穷还是富有、有学问还是无知。那些拒绝相信的人常常不得不颤抖。

他在豪渥斯带领集体敬拜的方式,看来就像他的讲道一样引人注目。它里面有生命、火、实在和热情,使它看起来和其他教会的敬拜完全不同。《公祷书》(The Prayer Book)似乎成了一本全新的书,对会众来说,诵读的桌子几乎就像讲坛一样富有吸引力。米德尔顿在他的传记中说:

他在主持对上帝的敬拜,特别是圣餐的时候,有时就像一个身在这个世界,灵魂却已上天堂的人。在讲道前的祷告中,就像他所说的,是正“抓住祭坛的角”,他补充说,除非上帝祝福,否则他不能,他不愿放手。他的热切之情常常如此之大,附带的言语如此感动人心、使人融化,以至于会众几乎都流泪了。

 

所有与他同时代人的见证,都表明格里姆肖的生活就像他的讲道一样了不起。他被福音的教义大大地膏抹,使得他在身边所有人的眼中显得美好。他不像某些人那样,论到他们人们会挖苦说:他们站在讲坛上的时候,糟糕的是他们竟要离开;当他们离开讲坛,糟糕的是他们竟要重新站上去。格里姆肖在讲坛上所传讲的基督,正是他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跟从的同一位基督。

他的勤奋和舍己是罕见的,没有人能比他更努力工作,即使像他一样努力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他一个星期讲道很少有少于20次的,常常差不多有30次。这样他就要不停地走上好几十里路。他对最普通的饮食和最简陋的接待都感到心满意足。

他的爱心和兄弟之爱是罕有的。他爱所有爱基督的人,不管人们叫他们什么,在世事和属灵的事情上他对所有人都富有爱心。米德尔顿说:

他的人身受环境所限,他的爱心却不受任何环境的限制。他的恩典和信实使他对所有人都有帮助,同样他良善的慷慨大方也赢得穷人的敬爱。他经常说,“如果我今天死去,我是没有留下一分一毫”。然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并没有欠下债务,因为他既有恩典也有谨慎。

更特别的是,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米德尔顿说:

人们的敌意和分歧只能给他的爱心带来痛苦。如果让他们和好可以成为他的奖赏,要怎样劳苦、要努力多久,他也不觉过分。当他遇上少有的顽固冷酷的情形,曾经有人见过他跪下恳求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彼此相爱。只要能彼此和好,他宁愿让他们踩在自己的脖子上。

最突出的是,他的谦卑是罕有的。很少有像他那样有恩赐的人如此轻看自己,如此真正尊荣别人超过自己的。“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呢?”他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是白白蒙恩得救。我死的时候要大大忧愁,也要大大欢喜。我最大的忧愁就是我为基督做得如此之少,我最大的欢喜就是耶稣为我做得如此之多。我最后要说,一位无用的仆人走了!”

一个像格里姆肖这样的人,正如我们所想象的,很快就在豪渥斯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像他那样传道和生活,深深地打动了他教区粗犷的会众。罪恶得到遏制,不守安息日成了不合潮流的事情,不道德的事被大大压制。他像旷野中的施洗约翰,震动了上帝把他放在其中的约克郡的那个小小角落,彻底激荡了人的思想。成百位不真正爱慕天堂的人,学会了惧怕地狱。还有几十个人尽管没有归信上帝,却被约束离开罪恶。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无疑格里姆肖成了上帝所使用让许多人归正的工具。年复一年圣灵把他的布道刻在不少听众的内心和良知上,把应当得救的人加添给基督真正的教会。有一年,他埋葬了18个人之后,他说他“很有理由相信其中16个人进入了上帝的国度”。

他的传记作家中的一位写道: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约翰·牛顿牧师一道站在附近一座山上,观看豪渥斯美丽的景色。当时他说,在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骑在马上东西南北走上半天也见不到一个真正认真的人甚至听不到有这样的人存在。但现在靠着上帝对他工作的祝福,他可以举出好几百人,是参与他的服侍,和他一道敬虔领受圣餐的。几乎所有这些人,他都非常了解,了解他们个人和家庭所遇到的各样试探和试炼、所蒙的怜悯,仿佛他曾在他们家里生活过一样。

我们将谈到格里姆肖在教区以外的努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给他带来的逼迫,他的英年早逝,他遗留下来的为数甚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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