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的一生
边云波
(真理报加西版200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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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我突然在澳洲大口吐血昏迷了二十天，三次临近死门，因着众弟兄们的祷告，神又把我留了下来。有位弟兄问我：卧床这些天，有什么感受？那时我喉颈插着管子，不能讲话，便在餐巾纸上写了几个字："不配的一生。"
自从1948年写出《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诗后，至今约六十年了。神使用了它，这是祂的恩典。但有人因此称赞我，这实在是我不配的。
前几年写过一篇《残灯微光》，述说写作《献》诗的过程，《残灯》一文只赠给了少数几位肢体，并嘱咐不要在我生前发表，但不意去年竟在大陆一诗集中附录印出了。有点像当年不意《献》诗被发表一样。
今有些弟兄盼我写点见证，经过祷告，谨由《残灯》中摘录少许内容和大家分享，共颂主恩。
经历属灵的争战
我自1945年奉献蒙召服事主后，两次谢绝了去英国爱丁堡留学的机会，却经历了一段相当贫苦的生活，但事主的心志并没有动摇。然而自从1947年以后心灵中的争战却非常激烈。
1947年间，我发觉到有些“传道人”并不是因为爱主而传道，他们只是把传道当作个人谋生的职业，不信主的人把他们叫作“吃教的”。那时我心中曾想：我这一生怎么能周旋在这些人当中，和他们共同"传道"呢？事实证明，1950年以后，在基督教内攻击神的忠心仆人们的，除了"假信的人"以外，正是这些"吃教的人"。但是，在1947年时，自己心中这些疑惑却是几乎无人可说的。
更让我伤怀的，乃是某些我敬重的长者和同年的弟兄们给我的压抑感。自从1946秋天我返回大学复学以后，以前那些不信主的同学们都越发地疏远了，我把主内的弟兄姊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然而长期以来，却常感困惑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爱主的人对我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甚至让我感到他们有意地要躲开我，有时候使自己感到难堪，有时候几乎感到窒息。而这种心灵里的苦痛和孤单，更是无处可讲的。
不仅如此，1947年冬天，我已经感到，中国的政局可能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局改变后，若是真心祈祷传道，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危险，若是毕业后找个职业，在业余时间传道，就可能较容易得多。其实，心底深处乃是想从服事主的路上退下来，但是每逢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就备受责备，更觉痛苦。
1947年底，江苏丹阳艺术专科学校的团契，邀我在1948年元旦去布道三天。那里的团契主席刘弟兄，是我在x县时带领信主的，我想一定会很顺利。想不到在那里竟有一位作梗的“牧师”，使布道安排困难重重，我心中十分沉重，决定元月二日凌晨，独自到野外去禁食祷告。但一出城门，便被自怜的心绪完全地吞没了。
那一天，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沿着一条狭窄的田埂一直往南走去。寒冬清晨，辽阔的田野中，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初升的太阳，把我的身影照得很长很长，每走一步，我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我停下来，影子也停了下来。再走一步，影子也跟着再走一步，显得更加凄凉孤单。
由于心灵软弱，心中不禁一阵又一阵地涌动着重回俗世的念头。我觉得实在太“委曲”自己了!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流淌下来，洒落在脚前的路径上。由于田埂狭小，我别无落脚之处，只有踏着自己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其情其景使自己更加伤痛辛酸，觉得苦待自己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可怜了……
那时撒但极力地攻击我：退下去吧!现在退去一点也不晚。你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找个好工作，谁又能责怪你？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
那一场无声的灵战，实在比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更为激烈!
冬天的旷野遍地荒草，微风吹拂着长袍的衣襟，更感到冷清孤独。我不知道流着泪、唱着诗，经过了多长时间。我一直缓步行走在那条崎岖而漫长的田埂上，只记得我的歌声在最后几乎变成了向天哀诉的嚎啕大哭......
谢谢主，祂没有撇下我为孤儿，当我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心中好像忽然亮光一闪，我仿佛看到了主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的脚踪。祂深深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客西马尼，有各各他山，有苦难的十架，可是祂仍是“定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条路虽然窄小，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路9：51，53；19：28)
而且，这不仅是主耶稣自己，历代忠心跟随主的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而自己每晚记念的那些边疆传道人，他们也正走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前面即有这么多的古人，后面就必有许多的来者!那时候心灵中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条漫长崎岖的小路，而是一片无垠的布满基督精兵的战场。战场上千千万万的福音战士们，正在高歌前进!身在这样一群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当中，我只应感到自己的微小不配，为什么竟会感到伤心孤单呢？一个罪人蒙主拯救，又有幸蒙主呼召，而且竟能与主同负一轭，这是主的恩典，为什么竟会感到委曲而退缩呢？
那时我仍在流着泪继续唱诗，但是已经不再是哀伤哭泣，而是满了感恩的喜乐。感谢主，祂把我从黑暗的低谷中又拉了上来。
说来奇妙，当心志坚定下来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近一年多来受到了极大的误会，莫怪一些弟兄姊妹们对我敬而远之。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一两年，为了遵照圣经的教导：“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不时地到贫苦人家的棚屋和山洞里向他们传道。所谓的山洞，本是抗日战争中，南京没有沦陷前挖的防空洞。抗战胜利后，这些在南京鸡鸣寺下面的防空洞，往往一个山洞里住好几户无家可归的人。有的人作些苦工，有些人只好讨饭。
有一次，我在山洞里和他们谈话，直谈到吃饭的时候，一位老妈妈盛情地留我吃饭。她的儿女们没有拦住她，饭已经递到我的面前了。洞里有些不信主的人，便在旁边冷眼观察我的举动，意思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嫌弃她们。为了他们的益处，那天我就一面吃着那碗饭，一面接着谈了下去。后来，另一对老夫妇又约我去吃饭，还特意给我加了些小菜，这样我和他们的距离就更近了。但是类似这样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人的疑问。
那几年，凡是和劳苦大众接近的人，几乎都被怀疑有政治目的，而我自己对此却毫无知觉。直到1948年初夏，同学中有一位梁振昌弟兄才对我说：“现在我们相信你了，先前有人认为你左倾得出奇，恐怕别有用心，不能不加以防范。”1948年初秋，在我校训育处工作的一位信主的方老师对我说：“前两年训育处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大家认为你忽然这么热心传道，居心难测!--不过现在没有人怀疑你了，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我终于学过了这么一段功课，经历了这么一场灵战。不过，这场属灵的战争打得实在艰苦!若没有主的扶持，若不是众多无名传道者激励着我“往前走”，也许我早就从这条路上退了下来，不知道堕落到哪里去了。回想至此，我不禁向主说：主啊!求你保守这个软弱的人，直到路的尽头。
写作《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1948年10月下旬，我觉得该写首短诗来坚定自己的心志，同时也可以和一些默默事奉的弟兄们分享主恩。在撰写《献》诗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五六百行的长诗，更没有写作《献》诗的计划。但是，没想到下笔之后，就像由不得自己似地，无法停下笔来。在短短的几天内，竟写出了这么一首长诗。我们只能把完全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啊们!
记得在撰写《献》的时候，许许多多无名传道者的事迹和形像，好像活活地摆在我的眼前，使我陪着他们一同流泪，一同回想过去的失败和得胜，又一同感恩，一同互相呼应着奔走前面的路程，好像我和他们手握着手，心连着心，用无声的语言，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和经历。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记录员一样，用一行行的诗句，记述着一连串的情景画面，和鲜为人知的心声。那些天我常是泪流满面，几乎寝食俱废。当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已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仅是写给自己的一首自勉诗，而是神的一项事工。直到写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那时候已是后半夜了，天空中暗夜沉寂，正在等候着黎明前的晨星……
谢谢神，祂使用了这首诗。但这首诗，乃是神藉着人的手，展现出来的许多无名传道者的画卷。一个小小的展现画卷的人，算得了什么？
这首诗写完以后，我自己从不敢署写作者的名字，只请施晋德弟兄抄写了一份副本。1948年冬天，这个副本又被杭州圣经学院的刘溪芳(又名刘舫)当众要了去传抄。他再三追问我作者是谁，我都没有告诉他。其后被人铅印出版，我才在边疆见到它。当时恨不得把作者姓名从诗本上抠下去。我一直认为，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诗本上却写出了作者的名字，这本身就十分可笑!但是事已如此，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了，只有求主怜悯遮盖。直到今天，我也不晓得最初的出版者是怎样得到诗稿，又怎样会断定作者的名字的，这只有在见主的时候才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