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阻狂轮 － 朋霍费尔生命史

◆蕾娜特．温德博士（Dr. Renate Wind）著
◆陈惠雅译　王贞文校定

　　在德国，并没有很多基督徒愿为犹太人呐喊。大部分的犹太裔牧师都准备要离开他们的职位，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弗莱陶（Ernst Flatow）。莱茵省福音教会监理会评定他的状况：“弗莱陶在外表及本质上，尤其是他的眼睛，看起来具有犹太种族特有的外表特征，因此不可以担任教会的工作。”9一九四三年，他在集中营里失去踪迹。

　　纳粹从一开始就豪不犹豫地进行对德国犹太人作战的计划。一九三五年，“纽伦堡种族法案”（Nurnberger Rassegesetze）使得犹太人变成没有权力的公民，在电影院、游泳池、餐厅及大学里，四处挂着“不欢迎犹太人”的牌子；“异族婚姻”被禁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爱情会被拆散。迪特里希的双胞胎妹妹莎宾娜嫁给犹太人，她叙述说：“有一段时间，每一次的门铃响声都会使我神经紧绷，因为将近晚上时常会有犹太人‘被访’，据说其中有些是身着睡衣被驱赶过街，有些是被接走的……人们根本就像失去法律保护一样。”

　　同时，毕勒费德（Bielefeld）的国家警察局报告指出，认信教会的领导人基本上“赞同国家对犹太问题的立场”11，虽然他们为犹太人的宣教及洗礼提出辩护，但是他们也认为，对抗国家民族之“仇敌”及“害虫”的犹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更明显的是，在帝国教会委员会统一后，有些“温和”的基督徒做出立场声明：“我们福音教会没有犹太人，比任何其他教会都还干净”12，符藤堡邦主教乌姆一九三七年在斯图嘉特的奉献堂（Stuttgarter Stiftskirche）如此宣告。

　　因此，教会争战的前线冲突再度升高，那些信仰前锋的激进人士现在不只在社会上，甚至在他们的教会也处于劣势地位；不少个别的基督徒也与他们一起担当任务，按照良知来做事，并且是在没有教会领导、祝福的情况下。当他们隐藏犹太朋友、支援受政治迫害的人，或者在崇拜里为被捕的牧师祷告时，他们的行动完全得不到背后的支持或教会的保护。因此，这个激进的宗教运动渐渐成为国家镇压的目标。

　　“认信教会”对国家镇压的反对甚弱，他们也没有尽力反对逼迫犹太人之事。柏林的策伦多夫区的“内在宣教会”（译注：“内在宣教会”是当时德国的基督教社工联合会）主管马嘉．默依色（Marga Meusel）提醒人们应与“非雅利安”的基督徒团结共处，她徒劳地呼吁：“教会怎么有办法一再欢乐地做出支持纳粹国家的信仰宣告呢？这种宣告是政治性的，教会这样做就是敌视部分教友的生命。”

　　只有“认信教会”里那些还紧紧攀住紧急教会同盟的激进派，决定要表白立场。这将是惟一正式的教会宣告，他们控告纳粹国家损害人权。这篇宣言将带来教会争战中第一个死亡事件。

　　在宣言的第二稿上，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笔迹清楚可见。他除了谴责德国基督徒在公共生活失去见证外，还论及法律的不确定、国家专制及反犹太主义：“当基督徒被压迫在纳粹的世界观下，被强迫接受反犹太主义、被逼着恨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能以基督‘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诫命，与之对抗。”他的语调非常小心，整篇文章像是一篇专题报告，并且应该只呈给希特勒。“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要告诉‘领袖’的事情，都是我们职责所在必须告知的。而教会是在神的手中。”

　　众人想先等看看“领袖”的反应，再将专题报告的一部分透过讲坛向大众宣告。但希特勒一直没有做出反应，而临时教会的领导也不想将他们与国家的冲突由己方开始扩大。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这篇神学文献在《巴塞尔新闻报》发表，其效果犹如炸弹在教会里爆炸一样。

　　还没有人知道那份秘密文件是怎么流到国外。但是每个在宗教运动里的人，都知道公开这份文件的下场：整个教会马上会被牵扯上“叛国”的罪名。“路德教会委员会”与一直不妥协的兄弟会终于决裂；而兄弟会的人在反抗的准备过程，除了怕被怀疑为一群“没有祖国的臭小子”之外，什么都不怕。他们匆忙地撇清自己与外国新闻界可能得到专题报告的关系。

　　怀疑马上落到一个人身上，只有他保有文件的两份复本。菲特烈．魏斯勒（Friedrich Weisler）是一个学法律的博士生，并且是犹太出身的福音教会基督徒。纳粹将以前的地方法院主管驱逐，之前紧急教会执政会将他聘任为法律顾问，他现在是临时领导组织的文事处主任，对纳粹而言，他正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因为结果证实，他至少间接牵涉这件事情，即使是自己人，也无法再保住他。在被监禁之后，临时教会领导组织将他开除，真的把他当罪犯看待。

　　事情的真相后来渐渐明朗。迪特里希的两个学生后来将整个报导事件慢慢查清：原来肇事者是助理牧师威尔纳．科赫，他长久以来已经和牧师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接管“认信运动”的非正式新闻工作，他利用魏斯勒将文件借给他翻阅的一个晚上，自行将这篇文章抄写一遍。事实上他只被准许拟出一份短短的公报，然后就得将之归还。当这份文献快被遗忘时，蒂利希却将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公布出来。三个月之后，魏斯勒、蒂利希及科赫都被拘捕，一九三七年二月被送进萨赫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集中营。

　　一个星期后，菲特烈．魏斯勒就死了。身为一个“纯正犹太人”，他一开始就与其他两个人分开，并且被送进恶名昭彰的监狱里。被送到那里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魏斯勒遭受纳粹党卫队员虐待的酷刑达七天之久，最后死于区域领导蔡德勒（Zeidler）的长靴之下。第一个为认信教会牺牲的是个犹太人。

　　今天我们很难去论断“认信教会”的矛盾政策。他们徘徊于对国家的忠诚与抗议的性质之间，但他们也有自己要追求的目标：在极权统治下为教会争取生存空间。如果把他们的情况理想化，就像那些不加分辨的批评一样不恰当。当时除了在“魏斯勒事件”上教会完全失败之外，还是有团结之声与抗议的行动。

　　威尔纳．科赫的未婚妻从柏林给她父母的信中写道：“追思礼拜是由牧师汉斯．阿思慕森（Hans Asmussen）带领。之前盖世太保就曾问说：‘你们想要示威抗议吗？’在很多穿着长袍的牧师主持葬礼之后，坟墓马上就被拍照。党卫队的人看守墓地达十四日之久（他们想避免人开棺验尸，以便遮掩真正的死因）。‘认信教会’的牧师们一直在讲道时宣称，魏斯勒在二月十三日健康地走进集中营，却于十九日死在那里。大家应该为他的太太及两个小孩代祷……请不要销毁这封信－但愿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威尔纳得到消息。”

　　在这期间，威尔纳正在萨赫森豪森的刑事队里，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集中营是一个完全不讲法律的地方，据称这是为了“再教育”，但实际上是“透过工作毁掉一个人”。单单在萨赫森豪森，就有上千人因为生病、营养不良，又同时负担体力沉重的工作而病倒。党卫队专横的刑讯及谋杀，增加无数的牺牲。威尔纳．科赫回忆说：“在移动到集中营大门时，我听到两个党卫队的人在我后面耳语：‘今天轮到那个教士了！’当我们几乎到达那个工作位置的时候，嘶吼声已经开始：‘牧师，这只懒惰的猪！必须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卧倒！把头压在地上！’他们用眼光示意两个穿绿衣服的罪犯过来，然后命令他们把大量的沙土铲到我头上。这些绿衣人是刑事罪犯，他们的囚服上绣有绿色的标志。我心里只想：‘原来人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尝试着不大声喊叫、不挣扎，也完全不祷告。我就任凭那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15威尔纳．科赫好像经过一场梦境一样。有一个党卫队的冲锋队长突然在最后一刻跑进来；他们收到命令不能伤害这些牧师，因为“魏斯勒事件”引起很大的骚动。

　　将近两年，威尔纳．科赫是在萨赫森豪森度过；能够逃过这一劫，他得要感谢他的共产党同囚的团结一致，他们在被囚禁的那些年间，在集中营里成立一些非法的救济组织。科赫和许多“认信运动”的人一样，对左派有成见。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怕染“红”，并且尽量克制自己不与这些人有任何交往。现在这些人却变得很重要，并且他们往往正是“救命天使”，友谊于焉产生，这是两边的人以前没有想过的。威尔纳．科赫可能就需要这种帮助，因为“认信教会”与他保持距离－由于他之前没有任何教会的委托，就采取政治行动。

　　但是芬根瓦的人并没有想要与他保持距离。他们帮助他和他的未婚妻，并且不只是精神支援。当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释放时，迪特里希为他安排一次休养假期，住在波孟省一位大庄园地主家里。在那漫长的开车旅途中，迪特里希倾听他的朋友娓娓叙述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

　　在我信任的朋友中，没有人像迪特里希这样具有明确目标的问话。在每个回答之后他都陷入沉默，有时这样的沉默有几分钟之久，然后他才再提另一个问题。我感觉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造成很大的波动。我知道他用尽心力尝试想像：如果是他自己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他也确信，他将会遭遇这种情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情况对教会中有反抗意识的人愈来愈不利。长久以来不再只是安置结业生的事令人头痛。二十七个过去芬根瓦的学员，都曾经或长或短地被关进监狱里，因为他们在宗教团契里讲道时，都做了批判性的宣告。

　　一九三七年夏天，反对教会的领导中心被击溃。马丁．尼默勒被捕；他逃过萨赫森豪森集中营一劫，而被严格地单独拘禁起来，成为希特勒的“个人囚犯”。他后来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描写他与他的教会在“第三帝国”刚开始前几年的行为：“当他们拘捕共产党员时，我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捉拿工会会员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也不是工会会员。当我自己也成为被缉捕的一员时，就再也没有可以为我抗议的人了。”

　　事实上，“认信教会”的组织是惟一还存在，且不受国家影响的机构。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纳粹政府下达对“认信教会”的禁令，芬根瓦被盖世太保关闭。迪特里希递交给同样被解散的弟兄之家的弟兄们一本他刚出版的《追随基督》，并在上面献辞：“我为在芬根瓦忠实团契的两年半感谢你。希望我们这条路将成为许多喜乐的追随者所走的路。”

　　芬根瓦的工作仍然继续着；迪特里希和他亲密的工作伙伴已经蓄势待发，他们为秘密进行的神学人教育训练设计方针。但这一步仍是违法，并且与教会绝大多数准备向纳粹国家靠拢的势力决裂。“认信教会”不再是一个机构，现在只剩下它的会员，并且这些人将他们的生命当作赌注。

　　德国犹太人遭受的危险，以前所未有的情况继续升高。迪特里希的姊夫汉斯．封．杜南毅利用他在司法部工作的关系，警告那些在政治及种族上被追捕的人，希望他们逃离即将对他们不利的措施，他发出警报说：不久之后，犹太公民的护照上将被标上“J”的字样，旅行会变得很困难，并且边界可能会被关闭，因为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之后，更加强兼并苏台德区（sudetendeutsche Gebiete）捷克领土的企图。每一天，战争的危机都在升高－而那些反对所谓“敌对德意志帝国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的文宣，更是带来极大的威胁。

　　莎宾娜和格哈德．莱布贺兹沉重地决定要逃到英国。他们的女儿玛莉安娜回忆道：“九月九日，哥廷根的早晨阳光灿烂。突然间母亲匆忙地走进我们的卧房，说：‘我们要去威悉巴登（Wiesbaden），你们今天不要去学校。’然后对我们的保姆说：‘拜托，请帮两个小孩多穿上几件羊毛衣……’我马上知道，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我父母从来都没去过威悉巴登，我们也从来没穿过两件以上的毛衣。我心想：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们只能带走车子装得下的东西。因为在国外我们没有钱，所以过边界时能多带走的每一件毛衣，都非常重要。”

　　因此，对莱布贺兹一家而言，一段辛苦的流亡生活在伦敦开始了。十一月九日，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都被放火焚烧。在哥廷根，报纸刊登这则新闻：“不能体谅这件事的人，没有能力了解民族的心声。我们看见复仇成瘾的犹太神明的庙宇，在火中烧成灰烬……鉴于最近的经验，我们的城市也不允许有任何东西令人记起这个种族的存在，他们在世界各民族中比瘟疫蔓延还可怕。”

　　“认信教会”对大屠杀保持沉默，而纳粹称之为“帝国水晶夜”（Reichskristallnacht）。从帝国教会所得到的反正一定是掌声。迪特里希在圣经诗篇里的两个句子下画了线：“他们在境内烧了神的居所”以及“再也没有先知说话了”，旁边的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两年之后，迪特里希在一份没有机会实行的教会认罪宣言草稿中写着：“教会曾经在必须嘶喊的时候封缄其口……教会曾经看着惨无人道的暴力蛮横地被使用，无数的无辜者、受压者承受着身体及灵魂上的痛苦；曾经看着仇恨与谋杀横行，而没有发出她的声音，没有找出可以赶紧帮助他们的方法。教会是有罪的，她愧对耶稣基督里那些残弱又无自卫能力的弟兄的生命。”

（节录自蕾娜特 ． 温德着，《力阻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