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号德三。。1849年毕业后回到家乡被按立为牧师。他和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同时奉派去中国宣教。丁韪良精通东西方多种语言，熟读东西方典籍，写起中国的文、史、哲也能将东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所以他能够打入中国高层，传扬福音。

丁韪良偕妻乘船到宁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宣教生涯。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丁韪良夫妇到达宁波时，教会已稍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初到宁波时，长老教会分配他们住在城外郊区，但他们不愿意这样自我孤立，情愿搬到城内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生活。因为他们相信，住在城里可以和当地人民建立友谊，以便让中国人到家里来，而且他们可以在晚间举行聚会，妻子也可以有机会与中国妇女接触。到城里住下后，他们的家门昼夜敞开，丁夫人很快成为中国妇女的闺中密友。

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到宁波后，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先学习中文，但中文那些古怪的发音让他望而却步。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他发明了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立出一套音标，这样他就能够重复中文老师的发音了。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即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 。这时他又突发奇想：何不用此方法教中国人认字呢？他发现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通过识字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这就是他以文字宣教的开始。于是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因此可以说，中文拼音是丁韪良最早想出来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丁韪良总结其在宁波十年之经验，认为要使基督教在华事业得到发展，必须要从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因此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初到北京，他先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然后把家眷接过来。他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基督徒，然后派出去做传道人。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丁韪良为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0年之久（1865-1885年）。该校即现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

1865年3月，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课；1867年，同文馆又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国际法课程。清廷也认为丁韪良”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 ，因此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由于担任这个岗位，他正式向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行，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继续宣教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同文馆中他可以影响更多未来的中国领袖；其次，他希望帮助改革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而同文馆的制度，正是达到该目标的最好方法；其三，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学校中教书。他在同文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之下，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并晋升他二品顶戴官衔。

自1872年起，他开始出版发行《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有许多实用科学的文章可以帮助中国现代化，文中皆未提过耶稣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神，或引用过《圣经》，而是反复使用一个词”天道”来意指上帝。在丁韪良看来，人若相信”天道”，就知道这宇宙是有秩序、有系统、能被研究的。人若研究、明白这”天道”，就可以控制自然，自然就不再是神秘不可控制的。他深信，认识“天道”，认识上帝，就是科学的起头，也是现代化的基础。

有人称丁韪良是基督教的利马窦，他这个从上而下入手的基督教传播模式是否有效？我想，并不是一时三刻的“决志”或改变，而是从中我看见了许多人有机会受到教育，从基督教的学校教育，从老师的言行典范中，看见了耶稣基督。我想这就是最美丽的教育。

今天，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在孔庙，就是雍和宫附近；而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