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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信明 Flora E. Dodson

杜信明(Flora E. Dodson)

杜信明(Flora E. Dodson)于1888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的肯塔基州(Kentucky)。1917年,杜信明为美南浸信会传道部所差派,远赴中国宣教。

杜信明抵达广州后,起初在培道女子中学担任教师,她循循善诱,以属灵真理栽培学生。惟当时培道刚由小学增办中学,校务工作困难重重。杜信明作为一个外籍女教士,且初到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与风土人情尚未熟悉,故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有时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但杜信明毫不灰心,以坚忍柔和的态度对待好闹事的学生,以勤谨尽责的服务精神来处理日常的事务,遇困难时即祷告,终于化轻蔑为尊敬,化敌视为友爱,也赢得该校校长纪好弼夫人(殷爱新女士)和同事们的敬重。

杜信明在华工作期间,花费精力最多、吃苦最多,成就也最大的,当属主政培贤女子神学院。她于1936年接任该院院长之职。次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日军飞机大肆轰炸广州。为了全院师生的安全,亦为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杜信明与其同仁于1937年11月将培贤迁往香港,随即于12月在港开学授课。自此培贤神学院由圣经师范科改为神道科和圣经科,学生人数由16人增至39人。正当院务日渐发展之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侵占香港。作为院长,杜信明不愿离开培贤返国,但因为她是美国宣教士,遂被日军囚于赤柱集中营中。

1946年培贤迁回广州东山原址复课,杜信明乃于是年冬季重掌培贤院政。经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学院不但恢复旧观,教学水准亦大大提高,为华南、港、澳浸信会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女传道人材。

学生这样的话:”学院里的生活是温暖柔和的。慈爱的院长、师长和我们十数位姐姐、妹妹都是亲亲爱爱的。师长们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也常常爱护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院子内像一个大家庭,是充满着神的爱和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我愿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过这样严谨有规律的生活,表示我爱培贤,记念培贤。” 杜信明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慈母,培贤的孩子们就像爱母亲一样爱她。1949年,杜信明因时局变化而不得不离开培贤,返回美国。

除了对培贤女子神学院的杰出贡献之外,杜信明对文字宣教事业亦有很大的成就。自从1949年离广州后,她就在香港从事文字宣教工作,直到退休为止。1950年韩战爆发后,西方宣教士们纷纷归国。杜信明则坚持留在香港,一面在显理中学教授圣经课,一面编写福音单张,使之成为日后浸信会出版部的先驱。

在杜信明的追思礼拜上,一位与她共过患难的牧师论及她的一生时,引用保罗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4:7-8)。”华冠悬待凯旋人”这句话,对于杜信明来说,诚然是当之无愧。

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基督教培贤女子神学院,始建于1920年。 2003年2月,育才学校与育鹰小学、水均岗小学三所学校合并,搬迁到东风东路782号,保留了“东山区育才学校”的校名。

培道中学:九龙九龙仔延文礼士道2号

浸信会在华宣教一百周年,两广浸信会在广州举行纪念会,议决在香港建立一所学校,以纪念叔何显理女士。现校址为香港北角城市花园道2号,是港岛唯一一间建于维多利亚港旁的中学。

保灵 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

保灵 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

宣教士保灵是较早期的宣教士。早期的宣教士大多在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时期,厦门福州就继广州以后,成为宣教士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因为它离美国比较近(东岸),所以以美国宣教士居多。保灵是美以美会的宣教士,即是今天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卫理宗在中国的首个据点就是在福州。这位宣教士在结婚以后一个月,就来到中国宣教,但是因水土不服之故,妻子不幸染病,在2年后回国治病的船上过身,年仅22岁。临终前她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快乐,虽然觉得有点怪异,但我确实感到非常快乐!”

1862年4月,保灵在美国再次结婚,新娘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同年他们一起重返福州。1863年,保灵担任美华印书馆监督,又于1866年在福州基督教天安堂牧会。其中一位教友后来与保灵夫人一起发布”革除缠足论”五篇,散发于闽江上下游,反对妇女缠足之陋习。1868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美会学塾”,以培养宣教人才,1873年改名为”福音书院”。

1868年,保灵受命执掌美以美会的时事通讯《宣教杂志》(The Missionary Recorder),并且担任该刊总编辑直到1882年因病退休。这份报纸后来发展成为一份跨宗派的时事通讯,并更名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这份期刊后来成为了解外国基督教差会在华宣教活动的最重要文献之一,我们所有读中国教会史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份杂志,今天你仍可以在主要的图书馆内找到它的微缩胶片。

保灵是最早倡导中国教会经济自给的宣教士之一。他在福州多年宣教经历中,耳闻目睹了中国民众嘲笑外国差会供养的中国传道人,把他们形容为”吃外国饭,自然传外国教”的人。因此,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教会要自养”的口号。1877年,他在上海的宣教士大会上做了《论本土教会自养》的长篇发言,提出中国教会的经济自给主张。他指出:”本土教会应尽早实现自养,而我们的责任是在权限范围内竭尽所能达致这一结果。这种主张现在已无人争议了,而且对此也不应有何争议”。他认为只有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所谓”本土教会”才算实至名归。”一个依靠外国资金供养的教会只会受到猜疑。……在这种体制下的基督教无疑是发育迟滞且扭曲变形的,它没有脊梁”。保灵的提议和主张,受到众多宣教士的响应与支持。

足迹: 福州天安堂今天仍在:位于福州仓山区天安里的山坡上 华美印书馆–福建最大的出版机构,培训了人材,成立商务印书局,最终结业时器材也卖给他们 美会学塾-之后曾经和福州英华书院合并,今天成为了福州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