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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灵卓 Jackie Pullinger

潘灵卓 Jackie Pullinger

一个在香港很特别的地方,叫九龙寨城公园,这个地方很特别,在九龙于1860年割让给英国的时候,是清政府驻军的地方。但是随着清政府灭亡,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犯罪天堂,英国管不着、香港管不着、中国政府也管不着。于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毒品、妓女、艳舞,无牌医生、三教九流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警察不能进入,所以大部份逃犯都住在其中。

但是有一位来自英国的二十岁少女,她叫潘灵卓。她本来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但是她愿意为神宣教,点算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张去得最远又最多国家的最廉价船票,她甚至连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也不知?就只身越洋来港。难怪香港移民局怀疑她是妓女,几乎拒绝她入境,以下是当时有趣的对话:

“你住在那里?” “我还没有地方住。” “你的朋友呢?” “我在这里还没有朋友。” “你在那里上班?” “噢……..没有,还没有工作。” “你的家人在那里?” “全在英国。” “你的回程船票呢?” “啊……..我没有回程船票。” “你身上有多少钱?” “大概6英磅(约100港元)。” “不够啊!香港是非常贵的地方,这些钱不够三天。”移民官怒道。 “我认识一个人,他是警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潘小姐想起母亲的干儿子。

结果移民官一面把护照塞回给她,一面恼怒吩咐她入境后马上找工作。

在香港落脚后,潘小姐找到一份小学全职的音乐教师,星期日在教会担任司琴。偶然机会之下,另一位宣教士董师母(Mrs. Donnithorne)邀请潘小姐义务协助她在城寨开办的教会小学教授音乐和教会司琴。这次偶遇,成为潘小姐日后半生人在香港的工作,服侍城寨青少年人和吸毒者。

接触城寨时间长了,潘小姐发现城寨本身已经是一个罪恶的温床,恶性循环的系统,代代相传。城寨的青少年是最受忽略的一群,因为升中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念完小学就到塑胶工厂干活,日以继夜辛勤工作,得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结果受不了工厂剥削就辞工,然后离家出走。他们既无一技之长,往往黑社会成为他们的归宿。

潘小姐不甘心,在无任何资源下,她在城寨借用董师母小学一间课室开设一所青年中心,平日晚上和周未全日开放。但是,青少年中心曾经被人破坏,甚至将粪便涂满整个中心。这些打击她都能承受,最令潘小姐难过的事,她致力将青少年人带到教会,可惜教会其他的会友都抗拒他们,甚至拒绝为一些有心接受信仰的年青人受冼。

由1966年至城寨被拆掉改为公园为止,潘小姐始终如一服侍这群在九龙城寨中的人,她发自心底以耶稣的爱去接纳他们。 有人问她,她和一个普通做社会福利的人有什么分别,她说:

“社会工作守则之一,是避免放太多感情在个案身上,强调一种工作性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但我觉得要是我不将感情倾注在人身上,倒不如索性不帮人算了。对我来说,他/她们不是我的个案(client),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委身(commitment),如同我所作的一切委身给耶稣。”

今天,潘灵卓还是住在香港,负责一些戒毒工作。如果你希望看看她的事迹的话,可以到香港九龙寨城公园,了解以往的景况,但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座公园,但其中还有一块石头,叫潘灵卓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

白立德医生夫人

白立德医生夫人

白立德医生夫人(简称白夫人)

烟台爱道女校:1927年始正式称之为烟台爱道女校,又称为妇女圣经学校。三十年代初期,由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美国籍医生夫人–白立德医生夫人负责,另有中国籍教员数名。该校无正式学制,以宗教课程为主。烟台爱道女校发扬光大了中国古代民间的传统艺术–剪纸,并使之商业化。该校剪纸作品主要用于圣诞、新年贺片、入席名卡、月份牌、签到簿、纪念册等。制品初期在中国沿海及长江口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侨民和教会中试销,后扩及西方国家。1937年前后,该校每年承接价值数万元的订单,当时有学生近80人。三十年代末期,剪纸花样发展近百种,当时因订单过多,又增聘数十名女性加以训练,成为长期工人。学校利用盈余得以经济独立并扩建校舍、运动场、花园等。

办这厂的起因是什么呢?据说有一次白师娘要回国,有一位学生送了她一幅剪纸,她带回美国以后发现大家都很喜爱,她从中得到启发,回校后就办了一个剪纸厂。该厂离爱道学校很近,(就在现在的毓璜顶公园下面)学生放学以后就可以去刻花。当时的剪纸在美国开拓了市场。后来由于订单拥挤,恐学生因工作过多影响学程,始征雇工人多名,施以训练,全日工作,俨若一间艺术性的小工业。学校借此得以经费自给;学生们亦半工半读,自食其力。”

白夫人没把欧美剪纸搬到中国来,她在创作时吸收并夸张了中国画的构图特点,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当时胶东的民俗风情,灵巧自如地揉和了东西方文化,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介绍中国的民俗文化。

“举凡烟台风景、农、工、脚夫骡马运输、乡村的人民生活形态莫不采于剪画之中,贴在卡纸上,作为圣诞、婚嫁、生辰、宴客入席种种不同用途的卡片。不仅如此,白夫人在创作时还吸收了中国民间剪纸的特点,人物的五官已不同于剪影人物,而有胶东民间剪纸的特点。另外从等衬色剪纸看,人物的五官则用勾绘剪纸的技法,这是流传胶东一带古老的传统剪纸技法,很有地方特色。

祷告山剪纸是根据山东农村妇女在春节期间所剪的动物、植物、昆虫、龙等形象的窗花而改制的。我们用这传统的技法剪出博士和骆驼或在伯利恒山上的牧羊人等形象表现我们基督教信仰,并用这剪纸做成圣诞卡。例如,其中有一款是扉页是一幅黑色剪纸和英文的八仙(The Eight Immortals)介绍,内页是八幅用黑纸剪成的八仙,镂空处也同样衬彩色绸罗,五官用笔勾绘的剪纸,每页之间夹有铅印于拷贝纸上的英文说明,既可保护剪纸,又可向西方人介绍作品的内容。

另外,有一些书签是长条白色卡纸制成分别铅印有:’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并注有选自’诗篇一百十八篇八节’、’约翰壹书三章十一节’和英文对照。上贴两张衬色剪纸,一幅古装仕女提花篮,另一幅是现代妇女背小孩,都为黑色纸剪成,镂空处内下衬彩色绸罗,人的五官为笔描,形象生动,色彩鲜艳。

该厂中剪纸的样子是白师娘自己画的,画完后由高云惠照样剪出,经白师娘修改确认后,再由木工刻出木板样,沾着红色往纸上印,然后发给刻花工人刻。该厂内每天正式做工的有十几个人,但在厂内刻花的有30-40人,大部分是放学后的学生。正式工每人每天约收入一块钱,(当时的粮食是二块钱一担)月收入有25-26块钱。星期天不做工,白师娘和学生都外出传道。货多时,也有外界人员来厂拿货回家刻,(外加工)当时生意很兴旺,都是用箱子包装出口美国的。

可惜,因为太平洋战争,所以这厂于1941年就关闭了,只存在了七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理雅各 James Legge

理雅各 James Legge

刚过的清明节,万峰收到很多来信查询有关祭祖的问题。今天祭祖的问题的处理角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宣教士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一批做士大夫、儒生工作的宣教士认为祭祖只不过是我们敬重祖先的方法;而另外一批主要在草根阶层工作的宣教士则是争论,祭祖牵涉很多和基督教冲突的文化习俗,基督徒一定不能够祭祖。

在早期的宣教士来说,由于新教不像明朝天主教的发展,大部份宣教士都是接触基层为主,所以大部份宣教士都反对祭祖。但是今天万峰要介绍一位支持尊敬祖先,尊重中国习俗的宣教士。他叫理雅各。

理雅各是英国人,是继马礼逊以后,一位重要的传教士,而早期伦敦会的传教士甚有耶稣会的风气,就是大部份人都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各差会在香港的核心人物中,理雅各的传教成绩不算最突出。他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理雅各十分努力在中国传教,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其中一个想法并不是将西洋文化带入中国,更加是将中国的文化带出去。他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名著翻译为英文,让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理雅各也是第一个提出圣经中应该使用“上帝”二字的学者,但他被很多人挑战,认为上帝乃是中国人对上天的称呼,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的神。后来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的名字,也是理雅各起的。

理雅各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的报纸《遐迩贯珍》,将世界各地新奇之物带到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事情的发展。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存留在香港的图书馆中。

理雅各可以说是早期传教士之中,最尊重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位。当他在1873年访问中国时,他参观长城、颐和园和天坛;他认为天坛圜丘坛是世界上没有偶像的最神圣的场所,不禁脱靴礼拜。他又专门到山东,经德州,抵达泰山,雇四名轿夫登泰山。15日,离泰山,乘马车到曲阜,参观孔庙、孔林,登临孔子墓。

颜懿廉E. E. Ingman及康月娥 E. Cajander

颜懿廉E. E. Ingman及康月娥 E. Cajander

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宣教的大时代。远洋交通的发达,世界的开发,让更多的宣教士到了世界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非洲、南美、中国都是在那些年间靠着一个又一个的宣教士用生命和鲜血来换回来的基督教基地。

今天和你介绍两位姊妹,她们都是芬兰人,就是诺基亚的那个国家。她们来自一个很小的差会,叫芬兰自由宣教会。该会于1899年在江西永新建立了宣教站。她们是内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属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内地会照管她们。

1903年,颜懿廉来华,与康月娥一起到永新宣教。她性格率直、开朗,勇敢坚强,在战乱中仍坚守本位,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接着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护外侨的安全,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两位姑娘没有撤退,仍坚持留在永新工作。她们说,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墻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两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墻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在战乱中,她们所办的男校仍然开课;而女校则不得不暂时停课,因为她们无法保证女孩子们的安全。1927年10月,颜懿廉她们为当地和附近农村的信徒举行了两天的聚会,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灵命。周六还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时有130多人参加。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颜懿廉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9年10月,当战事稍缓后,她们重返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没过多久,军队又卷土重来,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会堂、宣教士住宅,及三处福音堂的聚会所,皆被军队焚毁。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两间学校校舍,则被军队征用。虽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来崇拜,从没间断。至于镇外,只有福音堂仍继续经常聚会,其他学校和传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两位姑娘回去永新,受到弟兄姊妹热烈的欢迎。在这不大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了近两个月。在信徒家里和残存的小会堂中继续主日和周日的聚会,信徒的心又火热起来。镇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来,受勉励后回到家里举行聚会。

1930年初,红军迫近吉安。颜懿廉、康月娥一起随大批难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们选择水路,乘船沿赣江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年迈的康月娥不堪忍受惊吓、冻饿与苦虐,被捕三天后即息劳归主;颜懿廉也随之被杀。颜懿廉在江西永新传扬基督福音长达27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所爱的中国和人民。

伊里亚

伊里亚

好像我们经常谈的宣教士,都是金发碧眼的。这个栏目的目标,也实在是谈谈外国传教士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与他们留下的足迹。今天和你介绍的传教士,又是中国人,又是外国人。他是一位缅甸的华桥,他叫伊里亚。

伊里亚是独龙族人,自幼随父母侨居缅甸,1943年从西方宣教士接受基督教信仰。1951年,内地会传教士在缅北举办了一期传道人培训班,结业后就回独龙江传道。

1953年,伊里亚回国在独龙江定居,也在那儿传教。经过文革被禁一段日子之后,1986年9月,他在泸水县上寨坪子教堂被按立为牧师,从而成为首位独龙族牧师。伊里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不顾年迈体衰,深入基层教会,传扬基督福音。

在贡山,由于教牧人员缺乏,受个别自封传道人的影响,个别教会在信仰上出现偏差,甚至出现异端。1984年7月,在茨开区阿嘎腊村有15个信徒,因受到一个自封传道人的蛊惑,砍掉尚未成熟的苞谷,宰杀了牲畜,只带着少量的粮食,爬到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头上去祈求”升天”,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也被他们背上了山。当地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偕同他们的家属上山,力劝他们下山,但他们坚持不肯。若强迫他们下山,又恐怕闹出人命。正当人们束手无策之时,伊里亚牧师从省里开会回来。闻知此事后,他心里非常焦急,于是他不顾旅途劳累,年老体弱,第二天就偕同有关人等,背上粮食和药品上山看望,本着圣经真理劝慰他们。他恳切的言行感化了那些信徒,遂在亲人的搀扶下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的生活。

伊里亚牧师另一值得称道的事是,在他的影响与带领下,其独龙族同胞、民族头人孔志清晚年归信了基督,受洗成为基督徒。孔志清是第一个独龙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人。这样一位政坛的风云人物,在晚年时能够归信基督,完全是因伊里亚牧师带领之故。

伊里亚牧师于1997年在其家乡贡山病逝。

泸水县上寨坪子教堂 姥姆登基督教堂